任彦申：北大不能办成清华
文库划重点：清华注意内外有别，“家丑不可外扬”，尽管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但对外的声音常常是一致的。如果哪个清华人在外面说了清华的坏话，就会触犯众怒，招致“群起而攻之”。而北大则内外无别，常常“内战外打”，北大人在外面说北大的坏话是常有的事，人们似乎也无所谓。
我在北大工作期间，不时有人告诫我“不能把北大办成清华”，我以为这是重要的提醒，也是重要的办学原则。大学最忌讳的是千校一面，用一个模子复制。我们既不能把北大办成清华，也不能把清华办成北大。北大清华应当各有千秋，各具魅力，各领风骚。
我先后在清华、北大求学就职三十年，也许是因为我对清华、北大都比较熟悉，因此经常有人问我对两校的看法。
北大在戊戌变法中应运而生，是从封建时代（封建一词使用不准确——哈希力量校注）的太学、国子监演变而来的，她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清华建立于1911年，是用美国人退还的“庚子赔款”余额创建的，从最初的留美预备学校演变为大学。
这些先天因素对后天个性必然产生影响。在历史上就曾有“北大老、清华洋”的说法。
北大历来以文理学科为主、以基础研究见长，重学而不重政、重道而不重势、重学而不重术，可以说是北大的传统。蔡元培认为，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文理二科，专属学理；其他各科，偏致应用。治学者方可为“大学”，治术者只不过是“高等专门学校”。
他虽然也说过要学、术并进，但实际上看不起应用学科。在北大，重理学轻实学、重科学轻技术、重基础研究轻应用研究的办学思想是根深蒂固的。
上世纪50年代初高校院系大调整之后，北大成为一所以文理基础学科为主的大学，文科由文史哲当家，理科由数理化当家，工程技术类学科和偏重应用的学科大多被剥离出去。
而清华基本上成了一所工程技术大学，理科保留了一点，而哲学和人文社科类的学科统统被剥离出去。
北大、清华的这种学科特点也必然影响到各自的思想方法、行为方式和价值尺度。如果说科学的使命侧重于认识世界，那么工程技术的使命则侧重于改造世界。因此，北大更看重在认识世界方面有什么新思想、新见解，而清华更注重在改造世界方面有什么新方案、新成效。
北大思想解放、思路活跃、务虚能力较强，喜欢坐而论道，往往想法多、办法少，醒得早、起得晚。清华则严谨务实，虽然想法不如北大多，但办法比北大多，想得到也能办得成。如果能把北大的“想法”和清华的“办法”结合起来，势必如虎添翼。
北大和清华都有着很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但表现形式大不一样。清华不但自我感觉好，而且很关注别人的评价。北大对自己有充分的自信，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反正北大就是这样。
清华注意内外有别，“家丑不可外扬”，尽管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但对外的声音常常是一致的。如果哪个清华人在外面说了清华的坏话，就会触犯众怒，招致“群起而攻之”。
而北大则内外无别，常常“内战外打”，北大人在外面说北大的坏话是常有的事，人们似乎也无所谓。在一些评奖、评优、举荐人才的活动中，因为来自北大的评委揭自己的短，而使北大落败的事情时有发生，这在清华是难以想象的。如果上级部门到北大、清华考察人才，在北大考察的结果往往是“虽然……但是……”，而在清华考察的结果往往是“不但……而且……”。
北大包容性较强，颇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风度，各种不同意见都允许发表，形形色色的人包括怪诞不羁的人都允许存在，很难统一认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而在清华，校方意图具有较大的权威性，对某个问题能形成强大的主旋律，在困难时能够万众一心，集体行动，甚至逆流而进。但对于不同意见和持不同意见的人，有时则缺乏必要的宽容。
北大和清华都地处北京市海淀区，经常要同市、区、乡镇、街道打交道，没有地方当局的支持寸步难行。如何处理好同地方当局的关系，是个大问题。如果学校自命清高，凡事走上层路线，那麻烦就多了。
海淀区的一位领导对我讲，清华从区里得到的实惠要比北大多，而区里对清华的印象要比北大好，为什么？北大太清高，对地方当局总喜欢提意见、提要求、讲道理，缺乏尊重，不会说“感谢”二字，似乎别人为北大做事都是应当的。道理很重要，但光讲道理是办不成事的。
他希望北大以后在同地方当局打交道时换个思路：第一，学会尊重，善交朋友；第二，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第三，才是讲道理，以理服人，照理行事。清华在同社会打交道时，要比北大精明、务实得多。
近年来，一批清华毕业的人步入中国政坛的高层，非常令人注目，而北大毕业的高官则很少，于是有人便发出“北大荒”的感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首先，这同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有关。在新中国建立初期，那是“革命家治国”的阶段，大批搞革命、打天下的功臣走上领导岗位。那时候人们更关注干部的革命经历，而不大注重教育背景。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时期，这个时期可以说是“硬专家治国”阶段，许多有工程技术背景的工程师进入政坛，这时候清华具有明显的优势。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开始向现代化社会过渡，逐步进入“软专家治国”阶段，具有法学、商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现代科技背景的人正在步入政坛。
在新时期，北大、清华各有千秋，北大的后发优势也开始显现。其实，不论具有清华学历或是具有北大学历的领导人，大多数并不是从学校直接进入政坛的，而是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时势造英雄”，是社会发展对领导者素质的要求决定了领导层的构成。
其次，北大、清华不同的办学传统也对学生的从政历程起了很大影响。北大是在废科举、兴学堂的背景下诞生的，是封建科举制度的直接对立物。然而在创建初期，仍然沿袭科举陋习，以读书做官为目的。
蔡元培先生主持校政后，下决心实行官学分离，切断与官场的直接联系，摈弃“读书做官”的传统，清除科举制度的积弊，这是北大的一个划时代进步。然而，在北大步入现代大学的轨道后，如果仍然沿袭“北大不培养做官的”这一办学理念，那就不合时宜了。
任何一个国家的重点综合性大学，如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不但要培养杰出的学者、科学家，也要培养优秀的经理、企业家，还要培养杰出的政治家、行政家。耶鲁大学创建之初就提出，学校的使命就是“为国家和世界培养领袖”。
果然在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中，产生了8位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元首，530名美国国会议员。后来，耶鲁大学又提出它的基本使命是“保护、传授、推进、丰富知识和文化”。
哈佛大学在三百多年的历史中，不仅造就了3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且从校友中产生了7位美国总统和外国元首，同时还培养了无数的优秀企业家，从而形成了人才济济、硕果累累、财源滚滚的盛大景象。
特别应当提到的是，清华从20世纪50年代起，蒋南翔校长就创造了一种干部“双肩挑”制度，从学生和青年教师中挑选一批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又有管理才能的人担任“双肩挑”干部，并有相应的政策作保证，从而造就了一批复合型人才。
这些人走向社会后，很快显示了自己的综合优势。当今活跃在中国政坛高层的清华毕业生，大多在学校受过“双肩挑”的训练。
世界上的著名大学风格各异，但有着共同的大学精神。哈佛大学的校训是“让真理与你为友”；芝加哥大学的校训是“让知识充实你的人生”；剑桥大学的校训是“求知学习的理想圣地”；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愿学术自由之风劲吹”；加州理工学院的校训是“真理使人自由”；悉尼大学的校训是“繁星纵变，智慧永恒”。
从这些著名大学的校训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共同的大学理念，这就是崇尚真理、追求知识、珍视人才、热爱自由、启迪智慧、引导人生。
北大和清华不仅有“异”，而且有“同”，在本质上有着许多相通之处。这两所大学都鲜明地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都充满着追求真理、崇尚知识、珍视人才、关爱学生的大学精神。北大的“兼容并包”与清华的“厚德载物”，北大的“敢为人先”与清华的“自强不息”何其相似！
追求卓越、争创一流、志向远大、锐意创新、功底扎实、注重后劲等等，这些都是北大和清华共同的办学思想。
北大和清华既是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又是很好的合作伙伴，彼此都把对方作为最重要的参照系。在长期的历史中，北大与清华在客观上形成了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兄弟关系。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如果北大遭到厄运，清华也大抵在劫难逃。
今天，不仅社会上的人们已经习惯于将北大和清华相提并论，而且政府在出台有关大学的政策措施时，也总是对北大和清华一视同仁，尽可能“一碗水端平”。比如实施“211工程”时，教育部对两校的拨款均为3.5亿元；实施“985计划”一期项目时，国家对两校的投入也均为18亿元。
北大和清华一墙之隔，校园犬牙交错，彼此声息相通，人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清华的成就是对北大的鞭策，北大的成就也是对清华的激励。
清华发生的事情对北大来讲既是“外交”，也是“内政”，反之亦是如此。北大的师生常以清华的经验批评北大领导“治校无方”，清华的师生也常以北大的突破责怪清华领导抓事不力。
在一些重大政策举措出台之前，两校都会主动了解对方的动向，弄清对方的虚实。以至于北大和清华在入冬时哪一天开始供暖，开春后哪一天停止供暖，都会自动取齐。
北大和清华不同的个性特点，很难用优劣高低加以评判。清华就是清华，北大就是北大，清华不是北大，北大也不是清华。
这并不意味着彼此“井水不犯河水”，相反，双方要更加相互尊重、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比翼齐飞。在中央酝酿出台“985计划”时，北大和清华的领导经过多次协商，联名向中央提出了两校携手共创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议，并在合作办学、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聘教师、互相选课、互认学分、联合培养学生等方面达成了一些共识和协议。
衷心期待北大和清华在共创世界一流大学的征程中结出更多更好的合作之果。
（作者系北京大学前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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