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敏：职业教育在下一盘什么大棋？
文库划重点：在义务教育之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同，将有自下至上的中专、高职、应用型本科和研究生全体系的培养，未来职业教育专属的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也会逐步施行，此即“纵向贯通”；同时推进中等、高等学历与同等职业教育的贯通培养、互认，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可以相互切换，此即“横向融通”。
2019年12月5日，教育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自1996年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在23年后终于迎来一次大规模的修订。而在此之前，国家近年来在职业教育方面频频出台政策文件：2017年12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2018年2月5日,《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正式发布。2019年1月24日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19年5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
这一系列陆续落地的文件，毫无疑问，正是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所说的“职业教育在下一盘大棋”的一个个棋子。那么，这一通盘的大棋到底是什么样呢？在本文笔者将从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沿革、国家战略下的职业教育为读者进行详细阐述，并对未来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趋势做说明和预测。
1. 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沿革
职业教育有关国计民生，严格意义上来说，它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它伴随着工业革命而生，也伴随着工业化的一次又一次变更不断的更迭发展。
萌芽期（19世纪六十年代—1949年）：在我国，职业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一批有志于通过实业救国的有识之士，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引导下，第一次引进了西方工业化中的现代职业教育，着力培养翻译、外交、律例、科技、电报、矿务、冶炼、机械制造、水陆军事等方面的专门技术人才。而后的军阀混战和中华民国时期，军阀更迭、社会动荡、抗战军兴等时代因素又使职业教育步履维艰，无法持续稳定地发展，不仅时而停滞倒退，甚至许多发展成效刚刚显露便被破坏殆尽。这一时期，职业教育在我国发展艰难而缓慢。
搭建期（1949年—1966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与之相对应的工业化也一并建立起来。为了推进工业化的进程，快速填补人才缺口，国家把重心放在培养周期短、人才实用性强的中等职业教育上。经过几年的建设，一批近代中国所没有的中等地质、矿业、电机电器、铁路交通等学校建立起来。
中断期（1966年—1976年）：然而，探索尚未见分晓便戛然而止。“文革”期间，职业教育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象征，大量职业学校被停办、撤并或改为普通中学。
恢复期（1977年—1985年）：职业教育的再度恢复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各条战线都痛感人才匮乏。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应该考虑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专、技校的比例。由此，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教育被提到政策制订的日程上来。1980年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促进中职教育的倾斜政策。到1985年，高中阶段的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农业职业高中的在校生分别比1980年增长了26.4%、9.1%和480%，总人数达到415.6万人。高中阶段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人数占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35.9%，比1980年提高17.2%。
发展期（1985年—1996年）：1985年，国家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中等教育结构调整”时，通篇只说了一件事——发展职业教育。《决定》对职业教育体系有明确阐释，提出“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这一布局影响至今。《决定》对职业教育的定位、发展路径以及相关政策进一步系统化，提出了“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方针，明确要求各单位招工应优先录用职教毕业生的倾斜政策，并且确定了学校教育从中学阶段开始分流的方针。这一阶段职业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到1996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占高中阶段招生数和在校生数的比例分别为57.68%和56.77%，达到了新时期的最高点。除了国家政策的引导，计划经济下的统包统配、邓小平南巡讲话引发的下海热产生的新的用工需求、职业高中与普通高中具有同等的高等学校录取待遇，是导致这一阶段职业教育高度繁荣的主要原因。
滑坡期（1997年—2001年）：1997年，我国步入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期。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化，职业教育原有的计划培养模式的基础逐渐丧失。随着经济结构调整、企业转制及关停并转，使得中职毕业生就业岗位大幅减少。另一方面，从1999年开始的高校大规模扩招，带来了普通高中热。“鄙薄职教、抑职扬普”观念升温，普高在校生数猛增,中职生源数则相应锐减。同时，1998年世界银行在《中国二十一世纪教育发展战略目标》中建议中国修改既有的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占高中阶段60%的政策，降低中等职业教育的比例。基于上述多种因素，这一时期，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从520.77万人减至397.63万人，中职与普高的招生比从62.15：37.85降至41.58：58.42。
重振期（2002年至今）：2002年7月，“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首次以国务院名义召开，由此拉开了新千年重振职业教育的号角，在此之后，国家层面适时的不断发布有关职业教育建设的政策文件。2002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4年国务院七部委《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发布、201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文件相继发出。这些政策文件，不仅明确职业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也对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的建设方针、方向、目标和任务做出了规定，确立了走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道路的国家战略。
从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史来看，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紧密相连，也受制于国家政策的约束和引导，同时，职业教育的发展和建设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推动和促进作用。了解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对于未来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以及由此带来的挑战与机遇的预测具有重要意义。
2. 国家战略下的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在近年为何得到如此高的重视，笔者将从国家战略的角度做说明：
（1）产业结构调整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我国2019年第三季度GDP增速为6%，全年预计GDP增速为6.3%，这一数字将成为自1990年以来的最低值。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正在面临深刻调整。为此，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进行修订，并于2019年11月6日发布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以下简称《目录（2019年本）》），明确了新时期优化调整产业结构的目标和导向。
从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趋势看，人工智能、生物技术、量子通信等新技术正在积聚力量，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全球范围蓬勃兴起，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不断涌现，同时，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对传统产业形成了巨大冲击，产业发展方式正在孕育颠覆性、革命性的转变，正在引发新一轮的产业变革，对以往的市场领导者地位也将产生颠覆性影响，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进入重塑调整期，世界各国纷纷在全球分工格局重塑中谋求有利位置。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我国提升全球产业分工地位、建设制造强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文件也强调，必须通过职业教育、互联网+教育、远程教育等培育更多适应产业发展需要的人才队伍，着力为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提供数量庞大、质量优良、结构合理、配置有效的人才支撑。
（2）中美贸易摩擦背后的大国博弈
2019年12月13日晚，历时1年半之久的中美贸易摩擦达成阶段性谈判一致。中美贸易摩擦本质是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打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旗号，剑指中国经济崛起和产业升级，尤其是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战略遏制和“围猎”。从美方的要价清单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领域并不是中国更具比较优势的中低端制造，而是高科技产业，包括航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
科技是历史的杠杆，是世界霸权更迭的根源，是大国崛起的支点。从日不落帝国到美元霸权，从机械革命到信息革命，两次科学革命、三次技术与工业革命，不论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无一不是依靠抓住某次关键的产业技术革命机遇而成功崛起，最终成为世界的科技与经济中心，成为全球经济军事争霸的大玩家。
从科技发展史来看，20世纪人类进入了信息与互联网时代，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21世纪人类将步入智能时代。智能社会由三个战略核心组成：一、芯片/半导体，即信息智能社会的心脏，负责信息的计算处理；二、软件/操作系统，即信息智能社会的大脑，负责信息的规划决策、资源的调度；三、通信，即信息智能社会的神经纤维和神经末梢，负责信息的传输与接收。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产业是智能社会的基石，也是未来各国科技竞赛的制高点。而目前全球科技企业中能够同时在这三个领域发起冲锋的仅有华为。以“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为使命，华为已经在通信、芯片设计等数个领域撕开了美国构筑的高科技垄断壁垒。这才是华为让美国政客真正感到恐惧并招致战略打压的本质原因。
当前，世界前二十大互联网公司，全部被中美包揽，美国以11家略微领先中国的9家，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互联网时代是中美“二人转”时代。未来的智能时代，中美将成为唯有的2个在同一起跑线竞争的国家。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两国对于未来科技的竞争，实际上是科技人才的竞争。涉及全方位的高新科技高中低端人才的培养，需要通过政府、高校、企业等多方主体的通力协作。而作为技术性人才培养的职业教育，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一观点也得到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认同，他在2019年5月份接受采访的时候指出，中美贸易战背后的实质是教育水平的竞争、尤其是职业教育水平的竞争。
（3）中国制造2025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十八世纪中叶开启工业文明以来，世界强国的兴衰史和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一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我们能以高度的经济发展增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享誉世界的“中国制造”功不可没。
中国制造业于2004年超过德国、2006年超过日本、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中国制造大而不强、多而不精的问题比较突出。当前，中国制造业尚处于世界制造业第三梯队，作为对比，美国、德国和日本则分列前两个梯度。
由此，2015年5月《中国制造2025》正式对外发布，其背后不但有全球工业化竞争的缘故，也有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需求。文件指出，实施《中国制造2025》，推动制造业由大变强，用十年左右的时间来实现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目标。
《中国制造2025》提出制造业强国发展战略，“完善多层次多类型人才培养体系，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这是我国第一次从国家战略层面描绘建设制造强国的宏伟蓝图，并把人才作为实现制造业强国的根本。2016年12月，国家三部委联合印发了《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提出要形成与完善现代制造业体系相契合的人力资源发展格局，造就一支结构协调、规模合理、素质优良、富有朝气的制造业人才队伍，为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职业教育作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基地，制造业这种划时代性政策调整对其人才培养规模、规格与质量等提出了新的诉求。
（4）“一带一路”
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东盟国家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提出“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并指出愿同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中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一路”倡议的构想由此形成。
2016年，教育部也引发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定位是，围绕“一带一路”重点共建“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提供两方面的支撑：一是促进民心相通，二是为其他“四通”提供人才支撑。力争做到经贸走到哪里，教育的民心工程就延伸到哪里，教育的人才培养就覆盖到哪里；力争推动教育发展和经贸合作的并驾齐驱，成为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力争发挥教育“软力量”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实现“一带一路”建设事半功倍。
不少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也都提出了相应的教育及人才方面的战略。柬埔寨政府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洪森政府提出包括“水、电、路桥、人力资源”的“四角战略”，人力资源是其他三个方面战略的支撑。
一方面，职业教育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合作以及中资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基础性人力资源和技术服务支持，另一方面也为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夯实了合作基础、搭建起实践平台。未来，还可以从制度创新、模式创新、机制创新、体制创新四个层面发力，加快实施职业教育配套工程。
3. 未来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趋势
基于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史、与职业教育相关的国家战略，笔者对于未来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趋势，做以下几方面的说明和预测：
（1）以德国职业教育为蓝本
在全球，“德国制造”一直是高质量的代言；在全球，很少有国家能够经受住货币放水刺激金融地产泡沫的诱惑，上百年安心专注于制造；在全球，很少有国家拥有令人羡慕的如此多的单项冠军、隐形冠军。二战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能够迅速振兴，经济快速增长，打造享誉世界的“德国制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发展职业教育。
双元制职业教育是德国现代职业教育的“象征”和“符号”，是一种企业和学校共同培养学生、以企业培训为主、学生理论学习与实践培训相结合、以实践培训为主的职业教育培养模式。同我国现行的偏重系统理论传授的职业教育教学内容相比，以岗位要求为培训目标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更受企业的欢迎。
一方面，在双元制办学模式下，学生大部分时间在企业进行实践操作技能培训，接受企业的设备和技术，以生产性劳动的方式进行，从而减少了费用并提高了学习的目的性，学生的学习目的明确也可大大激发学生学习的动机，有利于学生毕业后即可投入工作。
另一方面，在课程设置上，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是根据其办学模式进行的，是以职业活动为核心，同生产紧密结合，企业广泛参与，以学生为主体，两种机构的培训，两种教材、两种考试、两类证书，在整个课程设置中，实践参与达到70%，理论教学占30%。这种设置让学生的实践操作远远大于理论学习，让学习效果更为突显。
最后，德国双元制的师资队伍是企业的实训教师也是学校的理论老师。他们通常由企业提供，是完成“双元制”职业培训后具有五年以上的职业实践的“师傅学校”的毕业生，或是经“双元制”培训后具有两年职业实践的各类“专科学校”毕业生，再通过教育学、心理学的考试后，方能成为实训老师。
整体来说，从办学模式上以产业为导向，进行以社会经济的需求为标准的培养；在课程设置上，更加偏重实践能力的养成；在师资的选用上，必须具有实操能力。更加偏向实践、校企合作更加紧密、培养方式更加务实，将成为我国职业教育以德国职业教育为蓝本借鉴的方向。
（2）以“双轨制”为基础的新职业教育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指出，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不同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规定国家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实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分类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定位不清晰，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只是参照普通教育办学，导致“专科生”在社会上被认为低“本科生”一等。未来，接受职业高等教育的学生学历将不只是大专，职业教育也将培养自己的本科生、研究生，职业教育从此将为自己正名。
今年年初，陈宝生部长表示围绕职业教育要“下一盘大棋、打一场翻身仗”，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以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双轨”运行为标志，以纵向贯通、横向融通为核心，同经济社会发展和深化教育改革相适应的新时代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把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工作重心转到提高质量上来，实现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增值赋能。
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将“双轨”运行。在义务教育之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同，将有自下至上的中专、高职、应用型本科和研究生全体系的培养，未来职业教育专属的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也会逐步施行，此即“纵向贯通”；同时推进中等、高等学历与同等职业教育的贯通培养、互认，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可以相互切换，此即“横向融通”。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要推动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及其他学习成果互通衔接，建立“1+X”制度。“1”是 “学历证书”，“X”是“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1+X证书制度”，就是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取得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1”是基础，“X”是“1”的补充、强化和拓展。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不是两个并行的证书体系，而是两种证书的相互衔接和相互融通。“1+X证书制度”的实施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将有力促进职业院校坚持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深化人才培养模式和评价模式改革，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更会激发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的内生动力，充分调动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有利于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育人机制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形成职业教育的多元办学格局。
最终，我国将形成以双轨制为基础的学历证书+培训证书+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四位一体的职业教育培养和认证体系。
（3）企业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参与者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此基础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强化企业重要主体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企业作为办学的参与者：允许企业以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依法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鼓励企业结合自身生产经营需求，利用资本、技术、知识、设施、设备开办职业学校或者职业培训机构，允许企业以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依法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
第二，企业作为实训的参与者：鼓励企业健全学生到企业实习的制度。鼓励以引企驻校、引校进企、校企一体等方式，吸引优势企业与学校共建共享生产性实训基地。支持各地依托学校建设行业或区域性实训基地，带动中小微企业参与校企合作。通过探索购买服务、落实税收政策等方式，鼓励企业直接接收学生实习实训。推进实习实训规范化，保障学生享有获得合理报酬等合法权益。
第三，企业作为教学的参与者：企业深度参与职业学校、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多种方式参与学校专业规划、教材开发、教学设计、课程设置、实习实训，促进企业需求融入人才培养环节。推行面向企业真实生产环境的任务式培养模式。职业学校新设专业原则上应有相关行业企业参与。鼓励企业依托或联合职业学校、高等学校设立产业学院和企业工作室、实验室、创新基地、实践基地。
第四，企业作为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推动者：支持企业、学校、科研院所围绕产业关键技术、核心工艺和共性问题开展协同创新，加快基础研究成果向产业技术转化。引导高校将企业生产一线实际需求作为工程技术研究选题的重要来源。完善财政科技计划管理，高校、科研机构牵头申请的应用型、工程技术研究项目原则上应有行业企业参与并制订成果转化方案。
第五，企业作为技能人才评定的执行者：开展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把技能人才评价权“放”给企业，这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创新之举，也是人才评价机制的突破性推进。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在评价方式上，企业可结合自身实际，采取考核鉴定、考评结合、过程化考核、直接认定等多种方式进行评价。与以往不同的是，自主评价将更加注重考核内容与企业实际有机结合，评价重点向解决生产问题和完成工作任务能力倾斜。这样的评价必将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这也是企业成为评价主体之后的必然结果。
新的职业教育体系下，企业将从办学、教学、实训、科研、评定等整个链条全面深度参与，在职业教育中成为重要的参与者。
（4）职业教育数字化信息平台
2018年4月，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提出建设国家学分银行和终身学习档案。这一措施，将会推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实行统一的学分，实现各级各类教育纵向衔接、横向互通，为每一位学习者提供能够记录、存储学习经历和成果的个人学习账号，建立个人终身电子学习档案，对学习者的各类学习成果进行统一的认证与核算，使其在各个阶段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学分可以得到积累或转换。被认定的学分，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可累计作为获取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或培训证书的凭证。“学分银行”对于传统的职业教育模式是一种突破，一个革新，不仅有利于求学者多方面的学习兴趣和需求，使之日后求职、就业的路径更广阔、通畅，而且有利于在职职工灵活安排学习，积累式提升技能，实现个人职业发展。“学分银行”和终身学习档案模式为打通学历、技能、就业的通道提供了可能。
在学分银行和终身学习档案以外，建立产业人才数据平台也成为可能。基于终身学习档案，可以将各行业人才数据进行汇总分析，由此进行各行业人才的数字化电子档案。该平台的建立，可以对于院校专业的设置、各行业人才的需求进行精准的把握。可以避免现阶段院校人才培养无据可依、盲目设置专业和制定招生规模，以及就业市场人才供需不均，促进职业教育与产业人才需求更加准确。
未来，终身学习档案和产业人才数据的电子化信息，将与个人的例如信用记录、健康状况等实现连通，成为智能时代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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